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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網】軍事家李先念
發布時間:2019-06-26 15:46    作者:宣傳部    來源:


        2019-06-26 02:56:26 百年潮2019年6期

金立昕 關泠

李先念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卓越領導人之一。革命戰爭年代,他一直參加和領導軍事斗爭,是黨領導的人民軍隊的杰出將領。他驍勇善戰,功勛卓著,在重大歷史關頭不怕犧牲、勇挑重擔,敢于斗爭、屢建奇功,為人民軍隊的建設,為奪取中國革命的勝利,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紅四方面軍最年輕的軍政治委員

李先念,1909年6月23日出生于湖北黃安(今紅安)。1926年10月參加農民運動。1927年11月率領本鄉農民自衛軍參加黃(安)麻(城)起義,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秋,他率游擊隊編入中國工農紅軍第十一軍第三十一師第五大隊,任副班長。在第三十一師副師長徐向前的指揮下,他隨部隊參加了粉碎敵人對鄂豫邊區發動的三次“會剿”的戰斗。在異常頻繁、艱苦的戰斗中,李先念經受了戰火的考驗,增長了靈活運用游擊戰術克敵制勝的本領。這些戰術,就是徐向前等在戰后總結出來的七條原則:一、集中作戰,分散游擊;二、紅軍作戰盡量號召群眾參加;三、敵情不明,不與作戰;四、敵進我退,敵退我進;五、對敵采取跑圈的形式;六、對遠距離的敵人,先動員群眾擾亂敵人,再采取突擊的方式;七、敵人如有堅固防御工事,不與作戰。這是李先念最早學到的重要軍事理論,對其軍事思想啟蒙及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他后來常說:“在軍事上,徐帥是我最好的老師!”

1929年10月起,李先念調任中共高橋區委書記、區蘇維埃政府主席,中共陂安南縣委書記、縣蘇維埃政府主席。作為管轄二十幾萬人口的蘇維埃政府主席,他積極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地方政權和革命武裝,支援紅軍反“圍剿”作戰,工作有聲有色,深得人心。群眾稱贊他是“蘇維埃政府的好主席”。張國燾在《我的回憶》里稱他“是一個黨齡較老的能干的游擊家”,一再表示“敬佩他的能干”。李先念后來回憶這段在區、縣的工作經歷時說:“我的基本經驗是兩條,一是要堅決執行黨的決議和指示,二是要密切聯系群眾。只有深入群眾中去,和群眾打成一片,才能了解到真實情況,把黨的決議、指示化為群眾的自覺行動,也才能真正學會領導群眾斗爭的本領。保持密切聯系群眾的光榮傳統,我們黨就會永遠立于不敗之地。”既精于打游擊,又擅長做地方政府工作,是李先念早年革命生涯的出眾之處,為他后來長期領導和全面主持大戰略區工作奠定了堅實基礎。

1931年秋,為響應鄂豫皖中央分局關于擴大紅軍的號召,李先念率領本縣300余名青年參加紅軍,擔任紅四軍第十一師第三十三團政治委員。在團政委這個新的崗位上,李先念深知,紅四方面軍的政工干部,特別是政治委員,如果不懂軍事,不會打仗,就難免被群眾笑稱為“專賣狗皮膏藥的”,是樹立不起真正的威信的。這時的紅軍,已經從游擊紅軍轉變為正規紅軍,軍事斗爭也從游擊戰轉變為正規戰,而自己過去只當過副班長,打過游擊戰,缺乏指揮一個團的經驗。于是,他下定決心從頭開始,虛心向身邊有實戰經驗的同志求教,認真學習判斷敵情、行軍布陣、通訊聯絡、選擇地形、構筑陣地、配置火力、攻擊防御、戰斗動員、戰地鼓動、后勤供應等軍事知識,初步掌握了誘敵深入、伺機反擊、兩翼包抄、分割殲敵、猛打猛追等基本戰術,很快提升了軍事指揮能力,迅速打開了工作局面。在紅四方面軍相繼發起的黃安、商潢、蘇家埠、潢光四大進攻戰役中,李先念與團長吳云山密切配合,指揮第三十三團出色地完成了各項戰斗任務。該團被鄂豫皖中央分局和軍委會授予“共產國際團”的光榮稱號,這是鄂豫皖紅軍史上的首次命名,是當時的最高榮譽。

1932年7月,李先念任第十一師政治委員。10月,紅四方面軍主力由鄂豫皖蘇區向西轉移,他與師長倪志亮指揮所部在棗陽新集和土橋鋪地區連續激戰,沖破國民黨軍的圍攻堵擊,為方面軍打開了西進通路。同年12月,他被任命為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參加創建川陜蘇區的斗爭。1933年5月,在反“三路圍攻”的空山壩戰斗中,他率所部切斷國民黨軍退路,為方面軍奪取反“圍攻”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

1933年7月,紅四方面軍所屬四個師擴編為四個軍,年方24歲的李先念任紅三十軍政治委員,成為方面軍最年輕的軍政委。10月,在宣達戰役中,他率該軍一部,奇襲達縣城,殲滅守敵,繳獲大批軍用物資。1934年8月,紅四方面軍反“六路圍攻”作戰轉入反攻時,他堅決支持和執行徐向前大縱深迂回的正確決斷,率部從巴中輕裝疾進,日夜兼程,先敵一步搶占黃貓埡要隘,堵住了敵人的退路,隨即在兄弟部隊的配合下,取得了圍殲國民黨軍1.4萬余人的大勝利。對于這場激戰,李先念晚年時回憶道:

拂曉前,徐總指揮和我率大部隊上來,馬上調整部署,令新上來的部隊進入陣地。被堵住的敵軍系田頌堯的十多個團,他們在猛烈炮火掩護下,整團整旅地發起一次又一次的沖鋒,向我陣地猛撲,企圖奪路而逃。總指揮見敵人潮水般地沖來沖去,火冒三丈,對我說:“部隊要是頂不住,放跑了敵人,我就拆散你們三十軍!”我還是第一次聽到他說出分量這么重的話,二話沒說,把上衣一脫,提著槍就上了前沿。后來,參謀人員告訴我,總指揮見我走了,怕我上去拼命,直后悔。天亮后,敵人又發起兩次大規模的進攻,槍炮聲就像開了鍋似的,咕嚕咕嚕響成一片。我三十軍和三十一軍九十三師的指戰員,緊封“瓶口”,堅守陣地,打得敵軍橫七豎八,棄尸陣前,難越雷池一步。敵人被壓在山溝里,前擁后擠,人喊馬嘶,亂成了一團。總指揮見時機已到,下達總攻擊令,指戰員們立即跳出陣地猛虎般地沖下山去,在十多里長的山溝里將敵軍切成數段,分頭圍殲。激戰多半天,全殲敵一萬四千余人,繳槍七千余支,迫擊炮四十余門,子彈數萬發,銀元上萬枚,獲得了反攻以來的最大勝利。

紅三十軍政治委員李先念

這段文字,真實地再現了當年紅四方面軍將士上下同欲、勠力殺敵的戰斗場景。其中,“脫掉上衣,提槍上前沿”的血性、剛烈之舉,正是紅軍時代的李先念在歷次硬仗和惡戰中,身先士卒、驍勇善戰的標志性形象。

1935年3月,李先念指揮所部參加強渡嘉陵江戰役后,隨紅四方面軍主力長征。5月,奉命率方面軍一部由岷江地區西進,策應紅一方面軍的行動和迎接中共中央。6月,指揮先頭部隊攻占懋功(今小金)后,同紅一方面軍會師。18日,李先念在懋功受到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張聞天等中央領導同志的親切接見。他詳細匯報了川西北和四方面軍的情況,為中共中央確定北上戰略方針提供了重要依據。8月,他與第三十軍代軍長程世才指揮包座戰斗,以圍點打援、分割圍殲、速戰速決的戰術,殲滅國民黨軍胡宗南部第四十九師,打開了紅軍向甘南進軍的門戶。

1935年9月中旬,紅四方面軍翻越草地南下。李先念和程世才率部先后參加了綏(靖)崇(化)丹(巴)懋(功)戰役、天(全)蘆(山)名(山)雅(安)邛(崍)大(邑)戰役,與敵血戰,迭克頑敵,尤其是王樹聲和李先念指揮的青龍場戰斗,取得了全殲守敵一個團和援敵一個旅的重大勝利,被朱德總司令稱譽為“徹底消滅了劉湘的主力勁旅”的一個“模范的戰斗”。南下期間,李先念堅定維護黨和紅軍的團結,積極支持朱德、劉伯承、徐向前等反對和抵制張國燾分裂主義的斗爭。1936年3月,紅四方面軍決定第二次北上。6月,他親率北上先遣軍,三過草地,強占臘子口,為紅二、紅四方面軍開辟通道,為實現三大主力紅軍會師作出了貢獻。

1936年10月,紅一、紅二、紅四方面軍會師后,紅四方面軍一部奉中革軍委命令西渡黃河,執行寧夏戰役計劃。李先念指揮紅三十軍在靖遠縣虎豹口(今河抱口)突破黃河天險,繼在兄弟部隊協同下占領戰略要地一條山、五佛寺。11月11日,渡河部隊根據中央決定稱西路軍,他被任命為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委員,指揮紅三十軍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同國民黨軍浴血奮戰。1937年3月,西路軍在河西走廊失敗后,李先念任西路軍工作委員會委員,負責“統一軍事指揮”。在國民黨軍的重兵圍困下,他率余部千余人翻越終年積雪的祁連山,穿過荒無人煙的戈壁灘,歷盡艱辛,于4月底到達甘肅、新疆交界處星星峽,在中共中央代表陳云、滕代遠的接應下,轉至迪化(今烏魯木齊)。李先念部幸存者420人,這是西路軍保存下來的唯一一支建制部隊。李先念在西路軍建樹的功績和體現出的英勇頑強精神,毛澤東主席曾給予高度評價,稱他是“不下馬的將軍”。徐向前元帥在《歷史的回顧》中也說:“李先念受命于危難時刻,處變不驚,為黨保存了一批戰斗骨干,這是很了不起的。”

在紅四方面軍戰史上,李先念幾乎是無役不予,屢蹈險境。他帶領的部隊能攻善守,常常是在關鍵時刻發揮出關鍵作用。當年和他一起并肩戰斗的紅三十軍代軍長程世才說:李先念善于團結干部,愛護部下,打仗英勇頑強,生活儉樸,紀律嚴格,真是我們的好政委!

        開創豫鄂邊區抗日根據地

1938年11月,李先念奉中共中央和中原局命令,從延安奔赴中原敵后工作,任中共豫鄂邊區黨委軍事委員會副主任、軍事部部長。對于新的使命任務,李先念有著十分清醒的認識。他在中共河南省委傳達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精神的擴大會議上講話時說: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是在我們國家命運處于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召開的。這次毛主席、黨中央派我們來,就是要在六屆六中全會精神的指引下,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開辟中原敵后戰場,創建、發展抗日武裝,恢復當年紅軍創造的根據地。要按照毛主席、劉少奇同志再三叮囑的大力發動群眾,建立人民武裝,壯大自己力量的指示,狠狠打擊日本侵略者。同時,要同國民黨搞好統戰關系,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爭取我們的合法地位,獨立自主地開展敵后抗日斗爭。

1939年1月,他率領160余人組成的新四軍豫鄂獨立游擊大隊自河南竹溝南下,進入豫鄂邊地區,開展游擊戰爭。豫鄂邊地區,地處中原敵后,斗爭形勢異常嚴峻復雜。在沒有主力部隊作骨干和同其他戰略區域相隔絕的情況下,李先念力排萬難,積極聯絡各地黨組織,整編各支抗日武裝,傳達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精神,要求他們放手發動群眾,立即深入敵后發展游擊戰爭。6月,李先念出席中共鄂中區黨委在京山縣養馬畈召開的擴大會議。會議根據中原局的指示,決定將鄂中、豫南黨的武裝統一整編為新四軍豫鄂獨立游擊支隊,李先念任司令員,陳少敏兼政治委員(后由陶鑄代理)。養馬畈會議后,共產黨在豫南、鄂中兩地的抗日武裝有了統一的指揮和領導,為開創整個豫鄂邊抗日根據地奠定了基礎。

在創建豫鄂獨立游擊支隊的過程中,李先念時刻不忘以武裝抗日的行動來“煞敵邪,振軍威,喚醒民眾”,率部同日偽軍進行了應山余家店、趙家棚、厲家店等多次戰斗。這些作戰,戰果雖小,影響卻大,在當時武漢周遭“恐日病”流行的情況下,新四軍以英勇果敢的實際行動,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極大地鼓舞了抗日軍民的斗爭意志,擴大了共產黨和新四軍的政治影響。7月以后,李先念指揮豫鄂獨立游擊支隊向鄂中和豫南敵后作戰略展開,機動靈活地開展游擊戰爭。10月13日,日偽軍700余人偷襲駐新街的獨立游擊支隊,李先念帶隊火速增援。他對參戰指戰員們說:這一仗必須打贏,打輸了或打一個平手都不行!中原人民都在盼望我們新四軍的戰報。隨后,他調整兵力部署,指揮部隊發起全面出擊。戰至天黑,日偽軍害怕被圍,遂焚尸突圍。此役,共打死打傷日偽軍180余人,繳獲大量軍用物資。新街戰斗是李先念率新四軍挺進鄂中以后,在敵人的近后方給日軍的一次重擊,使新四軍威名遠播。國民黨軍第五戰區的報紙也以特大號字登載了這一捷報。

1938年11月,李先念受中共中央和中原局委派,從延安奔赴中原,開展敵后抗日游擊戰爭。12月底,到達中原局所在地河南確山竹溝。圖為李先念(左四)與郭述申(左三)等在竹溝合影

1940年1月,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正式組建,李先念任司令員,下轄六個團隊、三個游擊總隊,共9000余人。挺進縱隊的建立,標志著我黨我軍在中原地區已形成了具有重要意義的獨立戰略單位,同時也提供了在特殊艱難的敵后建立黨的武裝力量、發展敵后游擊戰爭的珍貴經驗。對此,中共中央給予高度評價:“武漢附近新四軍挺進縱隊(有九個團)的創造是一個偉大的成績。這次經驗證明了一切敵后地區,不論在華中或華南,我黨均可建立自己的武裝部隊,并且可以存在和發展。”

挺進縱隊創建之際,正值蔣介石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豫鄂邊地區的國民黨頑固派反共磨擦愈演愈烈。面對日偽軍和國民黨頑固派的夾擊,李先念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率部隊在邊區各地,積極開展對日偽軍的作戰。1940年1月,李先念令第五團隊、第六團隊在京山石板河以南,伏擊從皂市調往京山的500多名日軍,打得敵人措手不及,狼狽潰退。2月初,李先念令第四團隊開進天(門)西,移師天門賴興場。剛組建的天門縣抗日游擊大隊趕去與其會合。日偽軍探得消息后,調集千余步、騎兵,向抗日武裝駐地進攻。指戰員奮起還擊,勝利突圍。中旬,李先念率第二、四、五團隊,分東西兩路南渡襄河,進攻漢陽侏儒山偽軍汪步青部,斃俘敵120余人,直叩武漢西大門,武漢日寇大為驚恐,宣布戒嚴三天。接著,日軍多次“掃蕩”,均被當地抗日軍民粉碎。李先念在《鄂豫邊區的抗日游擊戰爭》一文中,對這一時期的反“掃蕩”戰術作了如下概括:“在反‘掃蕩斗爭中,我們采取了靈活的作戰方針。對大股日寇的‘掃蕩,我們化整為零,分散游擊,以削弱日寇的優勢。對小股日寇的‘掃蕩,我們化零為整,集中兵力,予以消滅。由于部隊能夠散得開,又能收得攏,所以在反‘掃蕩斗爭中,我們不僅有效地保存了自己,而且打了不少漂亮仗。”

與此同時,李先念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原局的指示,指揮縱隊主力發起大、小悟山戰役,連續還擊國民黨頑軍程汝懷部,控制了大、小悟山地區,打退了國民黨頑固派在豫鄂邊區發動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對于這次反頑斗爭的勝利,毛澤東在代表中共中央寫給東南局的指示中,給予高度稱贊:李先念縱隊反對頑固派向鄂中和鄂東進攻的自衛戰爭,和其他地區兄弟部隊一樣,不但是絕對必要和絕對正確的,而且使顧祝同不敢輕易地在皖南、蘇南向新四軍軍部進攻。

1940年5月,日軍集中七個師團發動襄宜戰役,對鄂西、鄂東北國民黨正面戰場發起猛烈進攻,襄樊、宜昌相繼失陷。李先念率縱隊主力從鄂東返回平漢路西作戰略展開,以牽制日軍向國民黨軍進攻。6月,縱隊主力向白兆山進軍,同日軍進行了爭奪平壩的戰斗。平壩位于白兆山與京山大山頭之間,是通往鄂中各縣的門戶。21日,李先念指揮平漢支隊第一、二團登云梯破寨,殲滅守敵,解放平壩。日軍為奪回這一重鎮,三次進犯平壩,圖謀重建據點。李先念指揮縱隊主力一部,奮起反擊,進行了著名的平壩保衛戰,迫使敵不得不放棄重占平壩的企圖。挺進縱隊繼續控制這一重鎮,保障了白兆山大門的安全,使鄂中抗日根據地得到了鞏固和發展。7月,李先念指揮部隊渡過襄河,發展襄西根據地。經過一個多月的戰斗,殲敵800余人,擊潰5000余人,阻敵援軍萬余人,有力地牽制了日軍,支援了國民黨軍,進一步擴大了共產黨、新四軍的政治影響。其間,李先念等縱隊領導人還根據中共中央的有關指示,向部隊發出了《盡量避免與國民黨軍隊武裝沖突》《開展對桂軍的統戰工作》等文電指示,對國民黨軍各派勢力,廣泛開展有團結、有斗爭的統戰工作,力爭通過斗爭達到團結,以利民族抗戰之大局。

前后兩年間,在日偽軍和國民黨頑固派軍隊兩大力量的夾擊下,李先念指揮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運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挫敗了日偽軍的“掃蕩”,打退了國民黨頑固派軍隊在反共高潮中對邊區發動的進攻,堅持了豫鄂邊區敵后抗日游擊斗爭。隊伍從最初的160余人發展壯大到上萬人,全邊區抗日政權能夠控制14個縣份、500萬人口,成為共產黨和人民軍隊在中原敵后戰場上的一支重要力量。

        領導新四軍第五師抗戰

1941年1月皖南事變爆發后,中共中央軍委發布重建新四軍軍部的命令,統一整編華中部隊為七個師和一個獨立旅,其中,轉戰于武漢外圍的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整編為新四軍第五師。2月18日,中央軍委任命李先念為新四軍第五師師長兼政治委員。全師下轄第十三、十四、十五旅,第一、二游擊縱隊等,共1.5萬余人。

新四軍第五師組建后,積極投入反“掃蕩”斗爭之中。1941年5—11月,日軍調集兵力,對豫鄂邊區進行全面“掃蕩”。李先念采取“敵集中、我分散,敵分散、我集中;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的基本作戰方針,指揮第五師主力一部跳躍回旋,依托有利地勢和群眾支援,伏擊運動之敵,襲擾駐守之敵,圍困敵軍據點,并發動群眾開展破路斗爭,接連粉碎了日偽軍三次“掃蕩”,并以一部兵力向武漢北郊迫近,開辟了漢(陽)孝(感)(黃)陂抗日游擊根據地。戰后,李先念向中共中央軍委和華中局寫了《日寇“掃蕩”之戰術及我反“掃蕩”之經驗》的報告,及時作了總結:

新四軍第五師師長兼政治委員李先念

我之對策及經驗:(1)發動地方武裝破壞公路、剪割電線,不斷襲擾敵寇,給敵以較大威脅。同時,勸阻附近居民趕集,以孤立敵軍。(2)正規部隊配合地方武裝,不斷襲擾敵向前推進之據點,并以伏擊對抗敵之伏擊,收效很大。(3)使用熟悉當地地形之部隊,在主要公路上伏擊敵輜重及少量運動中的敵人。(4)地方政權與軍隊密切通訊聯絡,迅速傳遞確實情報,使指揮正確順利,同時免使我區民眾遭受大的損失。(5)發動敵占區及反“掃蕩”區域之民眾撤至安全地帶,并以少數同志打入新成立之偽政權內,探聽敵之企圖及各種消息。(6)發動其他地區之民眾,策應被“掃蕩”區之反“清鄉”斗爭,打亂敵之“掃蕩”計劃和步驟,使“掃蕩”限于狹小地區。以上對策,效果都很好,終迫使日寇全部撤退。

與此同時,他不失時機地抓住敵軍弱點,發起進攻作戰,命令主力部隊向敵后作戰略展開。同年12月,他抓住戰機,指揮主力第十五旅、第十三旅一部發起第五師歷史上著名的侏儒山戰役,殲滅日偽軍5000余人,解放了(漢)川漢(陽)沔(陽)地區,鞏固和擴大了鄂豫邊抗日根據地,有力地配合了國民黨軍保衛長沙的作戰。侏儒山戰役的勝利,標志著第五師已由分散的、多地區的、靈活機動的游擊戰,發展到集中兵力、實施向心攻擊的運動戰。

進入1942年,日偽頑夾擊空前嚴重,加之這年嚴重的春荒,使鄂豫邊區的抗日斗爭形勢變得更加艱難。李先念和邊區黨委以大無畏的精神,及時提出了“咬緊牙關,熬過困難,沉著應戰,堅決自衛”的方針,領導邊區軍民渡過一道又一道難關。12月,日偽軍萬余人圍攻第五師領導機關所在地大悟山,李先念率領師部突圍,轉入外線作戰,打破了日偽軍的“鐵壁合圍”,取得了大、小悟山反“掃蕩”作戰的勝利。這次作戰,是對第五師戰斗力的一次全面檢驗,集中反映了部隊的戰斗素質和在復雜條件下的應變能力,充分顯示了李先念卓越的軍事指揮才能。周恩來稱贊道:五師在鬼子偽軍的重重包圍下,一夜之間神不知鬼不覺地突出了重圍,真是好樣的!

李先念在指揮五師作戰的同時,始終高度重視部隊的政治工作。他說:“搞好部隊的政治建軍,與搞好部隊的軍事建設一樣重要,如同一只鳥的兩翼。缺一不可!只有把這兩個方面搞好了,才能使自己永遠立于不敗之地,最終戰勝一切兇惡的敵人!”1942年10月,他在全師干部大會上作了《嚴正軍風》的重要報告,強調了五個方面的問題:一、反對無組織無紀律、反對游擊習氣。二、反對不愿做政治工作的傾向。三、反對居功自傲。四、反對宗派主義。五、反對輕視學習的傾向。這個報告在部隊中引起強烈反響,對于鞏固部隊、提高戰斗力,起了重要作用。11月3日,李先念親自批準處決了兩名擔任營、團領導職務的腐敗分子。他在為此召開的干部大會上嚴肅地指出:“為了使黨能領導人民進行革命,使我們能得到人民真心實意的擁護,對于犯紀犯法的人是不能寬容的,是要進行嚴厲的制裁的。我們要認識到,黨有黨紀,軍有軍紀,政府有法令。”“如果龐大的黨組織無一定鐵的紀律,你們想想,它怎么能有強大的戰斗力,怎么能領導對敵作戰獲得勝利?”他要求每個干部,“絕對自覺地遵守黨紀軍紀,千萬不要明知故犯,特別是共產黨員要做一個執行黨紀軍紀政府法令的模范,來影響別人,到任何地方工作,自己應時刻記住,自己是布爾什維克之一員!”整風運動期間,他專門作過一次《革命軍人的特點與任務》的重要講話,集中論述了革命軍人的特點和任務。他指出:第一,我們的軍隊是為真理而奮斗的;第二,真正的革命軍隊必須要有共產黨的領導;第三,革命軍隊是革命階級的精華,是為勞苦大眾謀利益的;第四,革命軍人要有為革命犧牲的精神;第五,革命軍人要堅決與勇敢;第六,革命軍人要吃苦在先、享福在后,大眾利益在先、個人利益在后;第七,革命軍隊的每一個軍人,特別是干部和共產黨員,不僅要掌握一套軍事本領,還要學會一套政治本領,善于進行斗爭;第八,革命軍人要時刻牢記肩負任務之偉大和革命軍隊的特點,經常不斷地反對和克服各種不良傾向,嚴格要求自己,保持我們革命軍隊的純潔性,堅決完成黨交給的一切任務。李先念的這一重要講話,是他長期從事政治工作的經驗總結與理論升華,對新四軍第五師的政治思想建設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1943年1月,李先念兼任中共鄂豫邊區黨委書記,全面主持邊區和新四軍第五師的領導工作。他主持召開的區委擴大會議(史稱“蔣家樓子會議”),正確解決了軍隊與地方、軍力與民力、短期斗爭與長期斗爭的關系等問題,作出了符合時局發展的決策,進一步推動了邊區的武裝斗爭和政權建設。12月,李先念給中共中央和華中局寫了《一九四三年鄂豫邊區的斗爭》的報告,從全年對日偽軍進行的224次作戰中,系統剖析日偽軍戰術的新特點和“掃蕩”的新規律;從全年反頑作戰中,分析了蔣介石嫡系部隊、桂軍、川軍和土頑圍攻第五師部隊的特點;全面論述了反“掃蕩”、反頑作戰的戰略戰術。他概括出五條反“掃蕩”經驗:一是做好敵軍工作,尤其是偽軍工作,以便從敵軍據點中得到“掃蕩”的目標、規模和兵力配備等情報,事先做好準備。二是利用日偽軍和頑軍之間的矛盾,當日偽軍“掃蕩”時,將部隊分散轉移到接近頑軍地區,“掃蕩”結束后再轉回原地集中,使日偽軍“掃蕩”計劃破產。三是利用山地、湖泊的地理條件,使日軍的特種兵無法發揮作用,而使自己處于主動地位,免受敵人襲擊。四是采用時而分散、時而集中的機動靈活戰術打擊日偽軍。當日偽軍集中優勢兵力對根據地進行大“掃蕩”、大包圍時,部隊就避實就虛,跳出包圍圈,分散打擊敵人;當敵軍疲憊時,就抓住其弱點,集中兵力給予痛擊。五是充分發動群眾破壞公路、橋梁,不斷襲擊日偽軍之小據點,大打人民戰爭,使敵人經常處于恐慌狀態。這些經驗,既是邊區軍民浴血奮戰中的智慧結晶,又充分體現了李先念運用毛澤東人民戰爭思想達到的新高度,是新四軍戰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獻。

對于這個時期的軍事斗爭,中共中央華中局、新四軍軍部嘉獎第五師和豫鄂邊區“發展第一,獨立工作第一”。新四軍軍長陳毅于1943年7月寫的《新四軍在華中》一文中專門提道:“我五師李先念部活動于武漢重鎮之外圍及平漢路之兩側,北則肩摩皖豫,南則襟帶江漢,遠出挺進,艱苦辛勤,獨立支持戰局者迄今亦五年矣。”該文還列舉了第五師1943年協同正面戰場作戰的光輝戰績。1945年5月,陳毅在中共七大會議上作《新四軍抗戰始末》的發言時,又列舉了從1942年春到1943年末在江南、江北和“在湖北如孝感、黃陂、黃安、應山、漢川、應城、潛江等地,進行兩個整年的‘清鄉與反‘清鄉的殘酷斗爭。”陳毅特別強調:“這些地區的敵我斗爭成為華中敵后的最前線決定勝負的場所,其緊張斗爭的場面與敵寇進攻的華北各解放區的殘酷達到同等程度。”

1944年,李先念根據中共中央關于鞏固和發展華北、華中,并向華東、華南發展的戰略方針,指揮第五師及邊區地方武裝,以鄂豫皖邊為中心向南、向北展開攻勢作戰,分兵組成豫南游擊兵團,向河南發展。后相繼派兵到淮北、湘北、鄂南地區發展,開辟新的抗日根據地。10月,李先念任鄂豫皖湘贛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中共中央指示:第五師集中主力進占信陽、武漢一線,敦促“在鄂豫兩省的日軍,應至新四軍大別山地區,接受李先念將軍之命令”。14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后,李先念迅即指揮所部行動,受降日偽軍數千人,殲滅拒降敵軍3500余人,攻克大小城鎮12座,解放了鄂豫皖湘贛邊廣大地區。

從1939年初到1945年抗戰勝利,在黨中央、中央軍委和華中局(前為中原局)、新四軍軍部的領導下,李先念依靠邊區黨政軍民組織,在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持下,創建了一塊地處要沖、孤懸敵后的根據地,建立了擁有5萬余人的正規軍和30萬民兵的武裝力量。七年間,新四軍第五師先后抗擊了15萬日軍和8萬多偽軍,共殲滅日偽軍4.3萬余人,解放了9萬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和1300多萬人民,建立了8個專區和11個中心縣、66個黨政軍組織齊全的縣級政權,從戰略上有力配合了全國各個地區的抗日戰場,在中華民族抗戰史上寫下了光輝的篇章。

指揮中原突圍

抗日戰爭勝利后,雄踞華中腹地、控扼江漢要沖的李先念所部,成為蔣介石必欲拔除的首要目標。針對國民黨軍的軍事進犯,1945年10—12月,李先念經請示中共中央批準,率部發起自衛反擊的桐柏戰役,先后共殲國民黨軍9000余人,并牽制了國民黨軍24個師和8個游擊縱隊。此役對配合其他解放區的作戰,發揮了重要的戰略作用。戰役期間,中共中央為加強中原解放區的對敵斗爭力量,確定黃河以南的三支八路軍部隊同新四軍第五師會合,成立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原軍區。11月,李先念任中原局副書記、中原軍區司令員。他統帥和指揮作為全國六大作戰區域之一的中原解放區六萬部隊,展開了艱苦的斗爭。

1946年1月,國共雙方簽署停戰協定,李先念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嚴格恪守停戰命令,率部以湖北禮山縣(今大悟縣)宣化店為中心集結待命。然而,國民黨軍卻步步緊逼,不斷進行軍事挑釁,并實行經濟封鎖。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李先念率領中原軍區部隊,堅持自衛作戰和生產自救。同時,他先后在漢口、宣化店協助周恩來等與國民黨代表就中原停戰問題進行談判。他教育部隊既不要被國民黨“和談”口號欺騙,又不要被敵軍的氣勢嚇倒,要堅決執行中共中央“針鋒相對”的方針,從思想上、組織上和軍事技術上,做好應付全面內戰的準備。

從抗戰勝利到1946年6月,李先念率部就地進行了10個月的戰略堅持,把30余萬國民黨大軍牽制在中原地區,在我黨我軍的戰略全局中具有非同尋常的重要意義。王震同志曾指出:“抗日戰爭結束后,先念同志若率部向東進入華東解放區,或向北到晉冀魯豫解放區,那都是較順利的事,但他從我黨我軍對付蔣介石發動新的內戰全局出發,冒著巨大危險,忠實地執行黨中央、毛主席的戰略部署,先后率領新四軍第五師和中原軍區部隊,在作為全國六大作戰區域之一的中原解放區,頑強地進行戰略堅持達十個月之久,為全黨全軍實現戰略轉變贏得寶貴時間。”這是客觀、公正的歷史評價。

1946年5月上旬,在周恩來的敦促下,美方和國民黨方面同意組成三人小組前往宣化店,商討停止中原戰事等問題。圖為三方代表舉行軍事調處會議的舊址——位于宣化店的湖北會館

6月下旬,蔣介石調集30余萬兵力分四路圍攻中原解放區,全面內戰一觸即發。根據中共中央“生存第一、勝利第一”的指示,李先念臨危不亂,審時度勢,和中原局、中原軍區的領導一起及時選擇突圍方向和時機。26日,在敵軍發動總攻前夕,他指揮中原軍區主力部隊分兩路突圍,實行戰略轉移。他與政治委員鄭位三率領北路突圍部隊秘密撤離宣化店地區,越過平漢鐵路,繼而兼程西進,沖破國民黨軍在天河口、蒼苔、丹江、南化塘等地的重重追堵合圍,歷時30天,行程千余里,歷經千難萬險,勝利到達陜南。7月底,中原軍區其他各路突圍部隊也先后實現戰略轉移。至此,中原突圍戰役勝利結束。

中原突圍戰役,拉開了解放戰爭的序幕,成為中國革命歷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這場戰役,充分顯示了李先念和中原軍區部隊勇挑重擔的大局觀念和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以及他統帥大兵團同強敵作戰的高超指揮藝術。毛澤東對此給予高度評價:“整個突圍戰役是勝利的,敵人毫無所得。你們這一行動,已調動程潛、劉峙、胡宗南三部力量,給反對派以極大震動與困難,故你們的行動關系全局甚大。”

中原軍區部隊尚在突圍途中時,中共中央根據形勢變化,電示中原局:中原軍區部隊要牽制大批敵軍,在鄂豫皖川陜五省境內進行機動靈活作戰,在敵后創建根據地。李先念等堅決執行中共中央的戰略決策,率部發動敵后游擊斗爭,領導創建了豫鄂陜、鄂西北根據地。9月底,李先念奉命回延安,繼續指揮中原軍區部隊的作戰。1947年5月,中共中央決定成立新的中原局,李先念任第二副書記、晉冀魯豫野戰軍副司令員。8月,他率野戰軍第十二縱隊進入大別山,與劉鄧大軍會師,參加重建大別山根據地的斗爭。1948年5月任重新組建的中原軍區第二副司令員,參與軍事、政治領導工作。11月,他和鄧子恢一起在開封領導了淮海戰役的后勤保障工作。

1949年5月起,李先念主持湖北省黨政軍全面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曾任中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兼財政部部長。他是第一、第二、第三屆國防委員會委員,中共第八至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中共第十一屆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副主席,中共第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1983年4月,李先念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1988年4月當選為第七屆全國政協主席。1992年6月21日在北京病逝。

按照李先念的臨終遺愿,他的骨灰分別撒在他曾經浴血戰斗過的地方——大別山、大巴山、祁連山,和無數犧牲了的紅軍戰友們長眠在一起,融入了祖國的山河大地。他為黨和人民建立的豐功偉績,也永遠銘刻在共和國的史冊上。

(編輯 黃艷)

作者:金立昕,軍事科學院研究員;關泠,軍事科學院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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